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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驰【散文】我的老父亲
2017/11/21 马腾驰    (点击: )

 

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

多少次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每回提起笔来,都是锥心般地疼痛,未起笔先有泪水落下,思绪纷乱,不知从何起笔,最终,不得不作罢。

这篇文字,是父亲离开我们十一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能提起沉重如铁的笔,开始写这篇怀念父亲的文字。

这迟到的文字,是扒开我心灵上未曾结痂痊愈的伤口,让我苦痛的心再一次流血,流血就流吧,就让这写父亲的文字伴随着这血一起流淌吧。不然,苦痛的心会长久浸泡在灼人的碱水里,还能笨拙地写两行文字的我,没有一篇写父亲的文章,那是我不能自恕的。

父亲马骖,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礼泉县大张寨村一个贫寒的农家。祖父,一位有一点文化的普通农民,耕种着几亩薄地,他爱读书人,发誓要把儿子供养上学,念书成人。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背着高过他头顶许多的背篓,装满了麦草,带着冷馍,去邻县离家十里多地的薛禄镇上完小。冬日,寒冷异常,墨盒里的墨汁冻上,无法写字,给墨盒里加了开水,呵着冻得红肿的手,在那庙宇改成的学校里读书上学。

父亲考入咸阳中学,一九六O年顺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父亲考上大学,圆了祖父要把儿供养成人的梦,父亲成为我们马家户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上大学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供应的粮食不够吃,饿得腿发肿,宿舍在二楼,没有力气上下楼,早上从宿舍下来,到了晚上睡觉时,才吃力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上去。

大学分配时,管分配的老师对父亲说:“你说你父亲没坐过火车,那好,就把你分到铁路系统去!”因了这一句话,父亲被分配到西安的一所铁路中学,成为一名外语教师。

我小时候,和祖父母、母亲在礼泉老家。父亲星期六回家,常给我们带回几本他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小人书,还有封面折叠包装,内为单页的美术作品,我记得单页中有杨之光的《矿山女工》、蔡亮的《延安火炬》、还有户县农民画, 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凤兰的《春锄》。

父亲回家,还会带一些吃食,在困难时期,那是难得的美味。父亲先拿给祖父母让他们吃,他们舍不得吃,象征性地尝一下而给了我们。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快给娃们吃,娃们吃了长骨头长肉哩,我们都老了,吃了长啥呀?”

父亲带回来的往往是一份炒面,几个素包子,我和弟弟这边有滋有味地吃着,那边看着小人书,吃完,把手指头在嘴里吮了,不浪费一点点油星星。我们不知道,那是父亲中午在学校的午餐,他是饿着肚子骑了一百多里路的自行车带回来的。年龄大一点的我,能看到父亲看着我们吃时,脸上那种苦悲与无奈。每到了星期六下午,我都从学校急忙往家跑,到家门口,进院子先看地上有没有自行车车轱辘印,有了,知道父亲回来了,欣喜地叫着爸,扑进屋内去。没有了车轱辘印,心里异常的失落,有一次看地上没车印,闷郁地进了家,却看见父亲正和祖父祖母正说着话,又让我十分的惊喜了。

父亲教育我,是非常严厉的。年龄稍长,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父亲给过我好脸色,正吃着饭,我一句话没说好,坐在一旁的父亲一脚过来,就蹬倒了我。因为我的任性,父亲曾提着绳要抽我,被祖父、祖母和母亲拦住,祖父训斥着父亲:“那么小的一个娃,经得起你这么打?脾气要改一改!”小时候的我,一直惧怕父亲,见了他,不敢说一句,就想跑得远远地躲开他。我曾对母亲说过:“我爸对我有刻骨的仇恨呢!”母亲把话传给了父亲。后来母亲给我说,父亲听了这话,半天沉默无语,而后幽幽地说:“他是我的老大儿子,希望他能成才,我对他咋能有刻骨的仇恨呢?”他把最后的话自顾自地说了两遍。

上中学时就爱好文学的我,开始给报刊悄悄投稿。一九八二年《法制周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言论稿《这不是主要原因》,父亲知道后,一惊,而后脸上露出了少见过的笑容,那笑容是从内心里发出的,是舒心与灿烂地,嘴里说着:“我正娃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出息了!爱文学就得好好地多读书,多留心生活,别人一笑而过的事,可能就是绝过的创作素材。要准备两个本子,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生活笔记,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三国时曹植曾说过,文章是千古之盛事,不朽之事业。既然爱,你就尽力地去做,尽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父亲对我态度最和善,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我觉得我在父亲面前长大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他说,可以和他商量了。后来,写了作品的初稿我都要拿给父亲看,他每次都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父亲给我精心准备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剪贴本,并郑重其事地在扉页上用毛笔竖写上曹植的名言:“千古之盛事,不朽之事业”,勉励我不断写作。每有小作品发表,他都是十分地欣喜,坐在桌前,先静静地看几遍,转过头来对我说:“稿子发了,要认真地跟原稿对一对,看编辑改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改?改了的好处在哪里?弄明白了,理解了,写作水平才能快速提高!”说完,拿了剪刀、浆糊,给我端端正正地贴在剪贴本上,并拿了毛笔,在下边注明什么时间,发表在哪个报刊几版或多少页。贴好,写完,他还要把剪贴了上去的文章再细细地看一遍,完后,才小心地收起,放入柜子里。在父亲的鼓励与指导下,我一篇篇作品发表,第一个剪贴本用完后,又开始用第二本。

父亲对我小时异常的严厉,对他的学生也是严厉有加。他几乎年年是班主任,对调皮捣蛋的学生管得更严,再难管的学生见了父亲都害怕。父亲对他的学生严厉之后又有循循善诱、温情妥贴的谈心(我小时候是享受不到这待遇的),以至于他的学生既害怕他又喜爱他。父亲带的班级学习成绩、各种活动与评比,每年都是全学校第一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父亲也年年被授于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顶上空缺去带什么课,他先后教过外语、政治与语文等课程。带学生语文课时,他主编了《中学生作文选》《语文基础知识》两本小册子,成为其它中学老师和学生们的抢手资料,那时风靡了西安城。

父亲一点不浪费时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大量的言论、杂文与随笔等,刊发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工人日报》<<铜川矿工报>>等报刊,并收录于多种选集中。一九九七年,华夏出版社每五十年举办一次,只出一本书的“新中国的一日”征文,从一万三千多篇征文稿件中精选出了四百六十篇,于一九八八年出版了大型征文集《新中国的一日》,其中收录了父亲的文章,编委会给父亲的祝词中说:“您的文字将作为历史的见证,向世界、向后代展示今天的中国。人民和历史将感谢您。”《嵕山人》《铜川矿务局人物志》等志书也收录了父亲的事迹。

十几年过去了,后来父亲调往铜川。父亲的学生,从报纸上看到铜川煤矿职工生活艰难的报道,推选他们当时的班长郝三朝先去铜川探路,大家随后一起去看望救济老师。郝三朝到铜川后一路打听,先到父亲原先的单位焦坪,听说父亲已调走,天已黑,在焦坪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坐车,赶到父亲工作的铜川矿务局干部学校,见到了父亲。看到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好,回去给同学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挂念着老师,几十个人一起,还是赶到铜川来探望父亲和我们一家。父亲感慨地说: “当老师一场够了!你们毕业这么多年了,还不忘你们的老师,你们这种感人的情谊,我忘不掉!我谢谢你们!”学生们流泪:“我们忘不马老师您对 我们的好!”父亲的泪水滚落而下。

父亲从铜川矿务局干校退休后,二00一年夏天,我们把父母亲从铜川接了

到咸阳,回到故乡的地土上,和我们在一起,父亲很是快乐与高兴。他每天把单元楼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扫下去,一直扫到单元门外,忙里忙外。父亲待人和善,邻里有个什么事,他能帮上忙的都乐于助人,一个单元楼的人都说老先生是个好人。父亲放下他退休后,一直在外给党政干部讲的理论课,放下手头上的写作,专心地带我上初中的儿子马博。马博搬了过去,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爱孙子,孙子爱爷,父亲给他的孙子一遍遍辅导着功课。做完了作业,爷孙俩有说不完的话。每天去上学,父亲替孙子背着书包,爷孙俩边走边说着话,邻居们都羡慕夸赞那爷孙俩。

这美好的日子没持续几年。二00五年腊月,快过春节的前几天,我陪父亲去洗澡,突然发现他的腹部胀大,我心猛地一紧,全身发凉,大事不好!肯定是父亲的几十年以前的肝病复发了!我要立即送他上医院,父亲坚持过了年再去。这个春节,我真正是在大悲大苦之中度过的,那几天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熬到正月初六,我陪父亲住进了医院。到了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真是我想的那样,肝硬化腹水晚期。医生告诉了我所有的实情,我知道了这个病的可怕后果。我给父亲隐瞒着病情,心里悲苦之极,在父亲跟前,我极力装出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嘴里给父亲说着:“没有啥大问题,肠胃有点不好,是个小病,看看就好了!”话刚说完,我就借故出了病房,怕父亲看见我忍不住掉下来的眼泪,到了空旷的楼道。过年,病房里没有病人,也没有了陪护的家属与探视病人的亲友,我一任伤心的泪水唰唰地流。

父亲在咸阳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又转入西安的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是一致的。到了西安住院,仍不见病好转,不知是父亲有所觉察,还是他心里一直明白病情,也不想在我们面前捅破了这张纸。他开始动笔写《我这一生》,不长,也就是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纸,他把他经过的大事简要的写了下来。这对一个肝硬化晚期,疼痛、憋胀之极,喘一口气都非常费劲吃力的重度病人来说,不是一个小工作量。医院的医生都不禁说道:“这老先生真是坚强,一般的病人没有这个耐受度,没有这个毅力!”医生在我面前赞扬着父亲,我却心如刀绞,父亲给我们留他一生走过的路,经的事了。

病情严重已无法医治,不得不出院。回到咸阳的家里,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一切药物对父亲已是无用了。每隔几天,我拉父亲去中医学院的一个退休老教授开的门诊处,去开几副中药,父亲强把那苦涩的黑黑的中药咽下去。开的中药中有一味药物是女贞子,父亲幽幽地说:“等我病好了,给老家的院子栽上女贞子树,女贞子树全身都是药哩!”我心里悲苦,父亲这病情,是不可能回老家去栽女贞子树了。中药吃了近一个月,父亲看病情仍无好转,他对我说:“正娃,你说这咋办呀?”我能怎么办呀,父亲。眼泪只能给肚里流,我不知用什么合适的语言来安慰父亲,言不由衷地给他说:“中药慢,得有个过程,药慢慢才起效。你年龄大了,只要放宽心养病,会好起来的!”到了最后,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他要了纸,费力地画出一个草图,让我制了匾,要给那位教授送去。父亲已病成这样,这匾怎么个送法呀?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问我匾做好了没有?我只能说:“匾正做着,要在木头上刻字,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弄好的!”

父亲于二00六年十二月九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在故乡大张寨安葬了父亲。父亲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带着对儿女的一万个不舍,在清醒的这个病中痛苦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

写了这些文字给我故去的父亲,以安我心,也祝盼父亲在天国安好。

这文字写好后,我会回老家时在父亲坟头焚烧,也好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思念,也好让他知道我们努力地活着。

 

                                               责任编辑:周彦荣 编辑:郝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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