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今天碰见了曾经一起工作的几个老同事，许久未见却丝毫不觉的生分，大家热络地打招呼，聊近况。王姐还跟以前一样，精致时髦，抱怨着最近脸上起了红疹，长了好多斑，大家凑近细看，也没见着几个，调侃她过于夸张；罗姐话不多，安静听着我们聊天，眼神却总留意着众人的杯子，时不时添水，是个暖心的大姐；张姐则感叹时间过得太快，眨眼间已经四十多岁，刚到报社时也就三十出头；看着她们的言谈举止，能清晰感受到岁月赋予不同年龄段的独特韵味，比年轻时多了份沉淀后的成熟，这是年少时不曾有过的气质。相谈甚欢间，因各自都有工作要忙，只得匆匆道别。

回程途中，经过老区文化宫附近，小影子看着车窗外感慨:“没几天就要过年了，这街上怎么都看不出年味儿呢？”小影子是个热情明媚的姑娘，做事干脆利落，很是健谈；司机小孙是个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年龄比我们都小，却内敛沉稳；他回复小影子说:“现在过年确实不如过去有意思了，以前年货都要提前备，现在随时买随时有。”我跟着附和:“可不是，小时候过年，家里起码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年货，买回的生猪肉，猪蹄什么的要在年前卤出来。”小影子连连点头:“对，还要蒸好几锅馍馍和包子。”我问:“你说，咱过去家里都没冰箱，这么多东西都是怎么储存的，这可是要吃到年后的，讲究年年有余嘛!”小孙答道:“那时候整个冬天都下雪，东西放在室外，就是个天然大冰箱。”“或者放到没有生炉子的房间，房子冷，东西也可以放很久。”小影子道。小孙又说起年俗：“我们过去年三十都要守岁，过了十二点还得吃饺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起小时候守岁熬得睁不开眼，却还是硬撑着到十二点放鞭炮、贴对联，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领压岁钱的趣事，越聊越投机。小影子说她上学时教室没暖气，要生炉子，学生们还得从家里背柴到学校；我也想起儿时，冬天穿着家里老人做的布棉鞋走雪地，鞋子总被浸湿，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棉鞋搁在炉子上烤。聊着聊着，车子就到了单位，大家道别后各自回到工作岗位，而我坐在工位上，思绪还沉浸在方才的年味话题里。

看着小区大门悬挂的大红灯笼，转盘两侧大树上缠满彩灯，节日装扮愈发华丽精致，年味却越来越淡了，恍惚间想起从前大家聚在奶奶家过年的场景，大伯、爸爸和三叔，忙着宰杀奶奶养了一年的大公鸡，开水烫毛拔毛，妈妈和姑姑她们把处理好的鸡清洗后卤煮，小孩子们则偷偷溜进奶奶房中开瓶黄桃罐头，你一勺我一勺，谁也不能多吃，大家分工明确，每个人都忙碌的不行，却也热闹的不行，如今生活好了，怎么年味就淡了呢？那时候物资匮乏，过年才能做身新衣服，小心翼翼叠在床头，等到初一早上才能穿；一大家子亲戚聚在一起，才能吃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荤菜，饭后给爷爷奶奶磕个头，能拿到崭新的5元压岁钱，就觉得满心欢喜。那时对过年的盼头不过是有身新衣服穿，来年有学上，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而现在，新衣服随时能买，好吃的随手可得，那份对过年的热切期盼，好像也慢慢淡了。

回到家，我问儿子；“你觉得过年有意思吗？”儿子不假思索地答:“有意思呀!”我又问:“哪里有意思？”儿子回答:“过年能放假，能见到姐姐、姑姑，还能和好朋友一起玩儿，一起放炮、放烟花，不用天天上学，补课，当然有意思。”我又转头问父亲:“爸，你觉得现在过年还有意思吗？”父亲缓缓道：“过去过年，能实实在在吃饱肚子就不错了，那时候买不起肉，就买大块的肥肉回家炼油，炒菜放一点儿，就有肉香味儿，一顿能吃好几个馍，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啥有啥，却也吃不动了，但还是感恩现在既能吃饱还能吃好的日子。”

听着爷孙俩的话，我忽然想明白了，原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年味从不是一成不变的模样，而是每个时代里，最真切的生活期盼。父亲那一代人，生于物资匮乏的年代，日子过得紧巴巴，过年的意义，是盼着能填饱肚子、穿上暖衣，能在寒冬里吃上一口肉、喝上一口热汤，这份“能活着、能过好”的简单期许，就是他们心中最浓的年味。到了我这一代，生活渐渐富足，不用再为温饱发愁，过年的期盼便成了能吃好、能穿好，能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穿一身称心的新衣服，这份“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幸福，便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年味。而到了孩子这一代，生在物质丰裕的时代，从未体会过温饱的窘迫，衣食住行样样不愁，可他们的童年，却被无尽的学习和补课填满。晨起上学，傍晚补课，周末也被各种辅导班占满，小小的肩膀扛着重重的学业压力，连肆意玩耍的时光都成了奢望。所以对他们而言，过年的意义，从来不是新衣服和好吃的，而是能有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休息时光，不用被闹钟叫醒，不用面对成堆的作业和试卷，能和许久未见的亲人相聚，能和小伙伴们无拘无束地跑跳、放炮、放烟花，能好好享受一段没有学习压力的童年时光。这份“卸下疲惫、自在玩耍”的轻松，就是属于孩子们独有的年味。

年味从未消失，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换了一种模样。它藏在每个年代的生活里，藏在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中，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只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便是最好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