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爷爷的铜秤挂在老家堂屋的房梁上，秤杆上的星子被岁月磨得发亮，像缀在木头上的碎钻。爸爸那把红木算盘总摆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算珠碰撞的脆响里，藏着我从小到大听不厌的故事。这些物件在我成长的年轮里刻下细密的刻度，让每一步前行都踩着踏实的印记。

爷爷是村里生产队的队长，村集体分发物资经常会用到爷爷的秤。小学每天放学后，我经常蹲在那张掉漆的木桌前，看爷爷用粗布擦拭那杆铜秤。秤杆上的星子分为福、禄、寿三星，爷爷总用粗糙的拇指摩挲着说：“少一两损福，缺二两折禄，短三两减寿。” 他教我认秤时，要求食指轻托秤杆，掌心必须悬空，“心里不能装着私心，就像掌心不能藏着猫腻，不然秤永远平不了。”爷爷用他的“公平秤”赢得了村民的尊敬和爱戴。

有次帮同桌带橡皮，小卖部阿姨多找了五毛钱。攥着那枚沉甸甸的硬币跑回家时，夕阳正把爷爷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正蹲在墙角修补箩筐。“爷爷，这钱是小卖部阿姨多找的……”话没说完，爷爷抬头看向我的眼神让我突然红了脸。我扭头向小卖部跑去，当我气喘吁吁地把硬币递给小卖部阿姨时，阿姨要把一颗泡泡糖塞给我，我突然想起爷爷说的“公平秤”，拒绝了阿姨的棒棒糖，跟阿姨道歉了以后就往家跑去。远远看见爷爷站在大门口，手里举着我最爱的橘子味硬糖，糖纸在风里像只振翅的蝴蝶。那晚的硬糖格外甜，甜到多年后想起，舌尖似乎还萦绕着清冽的果香。

初中当班长时，班里收校服费出了岔子。清点时发现多出二十元，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买成冰棍分了，我却鬼使神差地想起爷爷的秤。放学后抱着钱匣子在办公室等老师，夕阳透过百叶窗在地面投下条纹状的光影，像极了爷爷账簿上的横线。跟老师一起核对到最后，确定是班上一位同学多交了钱。摸黑找到同学家，把多收的钱还给同学妈妈，同学妈妈接过钱时，非要塞给我两个苹果：“姑娘，你这认真劲儿，跟你爸一个样。”

后来才知道，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爸爸也养成了刚正不阿的品格。因为上过高中，加上正直的品行，爸爸被推荐去村里当了会计。爸爸当会计时帮村里收公粮，曾为了找补两毛钱的差错，在晒谷场守到深夜。爸爸当会计的十几年，村里的账目每一笔都是清清楚楚。爸爸的蓝色塑料皮账本，锁在村委会办公室的铁柜里。当年村子修路时，那本账本见证了最动人的坚持。当时包工头揣着红包找到负责审核的爸爸，想在石料数量上多报三车。爸爸正在核对验收单，抬头看着包工头，眉头瞬间拧成了疙瘩。爸爸义正言辞的拒绝，让来人红着脸走出了爸爸的办公室。

那段时间爸爸总在深夜才回家，自行车筐里装着厚厚的验收单。妈妈数着他鬓角新添的白发，发现他账本里夹着张纸条，上面记着五家建材市场的报价，最便宜的那家在三十里外的镇上。“跑断腿也值啊。”“这每一分钱，都是村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大学当上团支书的那天，爸爸特意把他当会计时的那本蓝色账本用红绸布包着递给我。账本里夹着张泛黄的便签，是他用红笔圈出的话：“一分钱的偏差，就是十分的亏欠。”有次部门聚餐后报销，商家开的发票金额比实际支付多了五十元。看着那张轻飘飘的发票，突然想起爸爸说过他审核修路账目时，为了核对一块钱的出入，骑着自行车跑了三个村子。第二天一早我捧着重新开具的发票去找辅导员，晨光穿过教学楼前的银杏树，在地面洒下斑驳的光点，脚步踩在上面，竟有种说不出的轻快。后来辅导员在班会上说：“班级工作就该有这种锱铢必较的精神，因为每一分钱都连着大家的信任。”

参加工作后，我负责部门的办公用品采购。有一次对接供应商时，对方偷偷往我包里塞了张购物卡。推搡间，指尖触到卡面冰凉的塑料，突然想起爷爷擦拭铜秤时专注的神情，想起爸爸账本里那张被汗水浸透的报价单。拒绝购物卡的瞬间，突然感受到，原来清白的滋味，是冰汽水划过喉咙的爽利，是胸腔里稳稳当当的心跳。

“你爷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在做一杆秤，秤别人的时候，其实也在秤自己。”爸爸在自己的账本扉页，用钢笔写下这句话：“经手的每一分钱，都要对得起良心。” 两句话隔着几十年，却像两粒饱满的种子，在家族的田地里长出了同样的枝干。我突然明白，所谓传承，从来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时光在血脉里埋下的种子，只需用心浇灌，就能长出抵御风雨的枝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