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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他们从时光中走来—回望铜煤记忆中的红色故事
作者:杨春成 巨宏伟   来源:新闻中心    发布日期:2022-05-27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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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时光中走来—回望铜煤记忆中的红色故事


胸怀千秋伟业,恰似百年风华。百年来我们党历经坎坷、克难攻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这一切都离不开老一辈革命者、奋斗者的拼搏努力、无私奉献。

从泱泱中华大地到铜川矿业百里煤海,都留下了革命先辈的足迹,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共和国的煤炭事业奠基,他们不忘初心使命,建设铜煤矿区,走过的奋斗路和为矿区建设付出的辛勤努力,取得的功业成绩不容忘记。作为新时代的铜煤建设者,我们更应从他们的故事中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推动铜川矿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业绩。


老照片里的红色记忆



白漪老人家中的老照片集——《永远的怀念》

今年87岁的白漪老人,是铜川矿务局首任局长白占玉的三女儿,现居住在西安。她家里的书桌上放着一本泛黄的照片集——《永远的怀念》。

“这是我为纪念父母出版的,时常拿出来翻一翻,看着这些老照片父辈投身革命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白漪动情地说。

白漪的父母都是老红军。父亲白占玉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白色恐怖下白占玉和他的父亲白克孝被迫将革命活动从横山县(今横山区)转入安定县(今子长市)。其间,白占玉积极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组建了数十人的游击队。

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中,敌人把他的左腿打伤了。即便是拖着受伤的腿,他依旧坚持战斗。一次在与敌人激战中,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尖刀刺穿血流不止。情急之下,他就地抓了一把灰土压在伤口上止血,但伤口愈后右臂还是留下了一个能穿进3根手指的洞,成为长久留存的疤痕。在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白占玉走路一直有些跛,离休后时常拄着拐杖或坐着轮椅,但他离休不离初心,对铜川矿务局的发展一直关注着。

1937年,白占玉的妻子白如璧光荣地加入延安托儿所(延安保育院前身),成为这里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延安保育院后来走出了诸多领导人。白如璧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工作认真刻苦。在洗衣班、豆腐坊、小儿灶、幼稚班、病房她都干过,并受到了大家好评。那时延安条件艰苦,为了让孩子们吃上饭,她与大家想尽了办法,延安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她与保育院的同志一起保护孩子,多次机智化险为夷,为党和国家保留了革命火种。

1953年,白占玉被组织安排到铜川从事煤炭工业建设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

白占玉(右一)在铜川矿区所照的全家福

从初创业的艰难到1955年矿务局的成立,从一穷二白到维持简单的先抓生产,后抓生活。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贯穿始终。没有水吃,大家就到远处挑水、抬水。没有住房,就挖窑洞,或盖干打垒的房子。没有吃的,就挖些野菜或在山上打些野味改善伙食,铜煤早期建设者们心系国家、披星戴月、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可谓感天动地、震撼人心。

筹建煤矿,没有电可不行。白占玉和工友们首先抓电厂建设,有了电就好办多了。在当时的新建电厂建设工地,厂长姓张,四川人,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白占玉整天和大家吃住在工地,与工人师傅们苦干实干,只为电厂早日竣工。技术干部潘焕隆,经常与白占玉研究矿井的生产工作到深夜,他是同官煤矿的老职工,高级知识分子。他对煤矿熟悉,热爱煤炭事业,对煤矿井下各环节比较了解。在白占玉和矿工兄弟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奋战下,大家一道把一个最初井型小的矿区建成了年产百万吨的大矿区,为那个资源紧缺的年代贡献了滚滚乌金。潘焕隆说,旧中国给我们留下的烂摊子,我们接过来,一穷二白,煤炭工业也是白手起家,一切重来。在党组织的培养关怀下,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普照下,潘焕隆在工作历练中对党的忠诚更加坚定,不但成为矿井技术大拿,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铜川矿务局建局后首任总工程师,与白占玉成为亲密的战友。


从繁华都市来到铜川矿区



雷保生夫妇在矿区合影

现年101岁的雷保生,曾经担任刘邓大军总部的警卫参谋,在后来投身铜川矿区建设中他还曾担任过铜川矿务局党委副书记,陕煤建司经理兼书记。

作为一个战争年代曾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负伤,以及参加过邯郸战役、攻打汤阴、血战汝河、抢渡淮河等战役的老革命,他始终身体力行传承着党的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

1957年,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雷保生,在国家进行改革,撤销国家建委编制,建委机关干部重新安排工作的情况下,萌生了回陕西老家工作的想法,征得领导同意后,怀揣着介绍信来到西安。几天后,雷保生见到了铜川矿区党委书记张少林,一个老家是富平,一个是渭南,见面后格外亲切。张少林简单介绍了铜川矿务局的情况,表示欢迎他到铜川来。“不开介绍信,先到铜川看看,满意了留下,不满意还可以走”。雷保生当时就表态,不到铜川看了,现在立马开介绍信吧!

就这样,雷保生来到了铜川矿务局,认识了局长白占玉。一个月后,雷保生把家从北京搬到了铜川。从繁华都市北京来到山沟小城参与矿区建设。

铜川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煤城,居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关中平原北界。原名“同官”。雷保生到铜川时,当时铜川矿务局机关设在十里铺,往南两里地名称叫狼沟,几年前还有野狼出没,矿务局搬过来后,人渐渐多起来,野狼野兽逐渐减少。当年局机关干部不多,雷保生初来乍到先熟悉情况,第二年局领导把支架厂、局农场分给他管,任务就逐渐多了起来。

1959年初的一天,雷保生随宋炳祥局长来到三矿(原公司李家塔矿),矿区党委决定由雷保生担任三矿党委书记。就这样,雷保生的家从铜川市又搬到了更为荒凉的三矿。三矿位于铜川市东南12公里的郊区红土镇王石凹村附近,山沟密布,前身是解放前的私营同泰煤矿,公私合营后改名为新泰煤矿,1955年改为铜川矿务局第三煤矿。

三矿班子成员大多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矿长黄海源是陕北人,副书记梁忠英是山东人,年龄与雷保生相仿,也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副矿长尹宝鼎是河北人,年长他10多岁,40年代是陕甘边区劳模,还当过党的“七大”代表,是老资格、老革命。

雷保生在回忆录《从太行山到西南局》新书座谈会上讲述自己在铜川矿务局工作的经历

当时矿上技术干部严重缺员,寥寥可数几个人,矿工也是从当地农民以及河南等地投亲靠友过来的农民中招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安全生产意识也有待提高。雷保生和矿上一班人,把革命传统带进煤矿,发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身先士卒的作风,与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矿工兄弟结下深厚友谊。渐渐地,对煤矿安全生产重新认识,对安全格外重视,并及时解决安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以后,在矿务局的支持下,矿井进行了升级改造,提高原煤产量,提升了安全系数。先后把陈家河风井改造成了斜井,成了出煤井口,把木井架改造成钢梁井架,提升运输能力,经过核定年产量从15万吨提高到80万吨,最高一年产煤81万6千吨,一下跃居当时的全局先进行列,成了全局生产的台柱子。

1963年铜川矿务局召开首届党代会(在此之前是铜川矿区党委),雷保生被选为铜川矿务局首届党委委员。首届局党委委员19人现在健在的就剩他一个人了,其他人均已去世。他调侃地说,回顾往昔一同在矿区战斗的老同志,我是“硕果仅存”吧!


老革命用长征精神激励后人



右二为张宗明老人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张宗明是位经历过长征的干部,他随大部队一道走到革命圣地延安。曾经担任过铜川矿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和铜川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宗明,是当年局班子里唯一一个参加了长征的老革命。

张老是河南光山县陡山河张家山人,1931年4月参加红军,那年他才十二岁。他给人当过长工,以后又学手艺,苏区扩红,他背着师傅偷偷跑到了乡苏维埃报名参加了红军。先是在红四军第十师师医院当卫生员,当年秋天,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他被编入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三连当通讯员,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张老回忆了他参加过的苏家埠战役。苏家埠战役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围剿的四大战役中重大的一个,采取的是“围点打援”战术,历时较长,红军在外线,击垮了增援解围之敌,在内线迫使围困在苏家埠、韩摆渡的守敌在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后,在我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张老和战友当时担任的是打外援,迂回包抄守敌,摆在苏家埠的东边。敌人为了救被围之敌,曾对红军阵地进行了疯狂的进攻,都被我军击退。当时正值连日大雨,张老他们连坚守在阵地,淋得透湿,滚成泥人,但都未后退一步,保证了打援任务的完成。苏家埠战役歼敌三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1人、旅长5人、团长12人及营以下官兵1.8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并击落敌机1架,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使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说到过去张老非常激动。他说:“红军指战员没有薪金,没有固定服装供应,没有医药保健,但是即使在革命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斗,这一切靠什么呢?靠共产主义理想,靠自觉的革命纪律,靠政治思想工作。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得讲理想,讲纪律,讲政治思想工作。”

当年矿务局正值百废待兴的创业时期。他说,首任局长白占玉虽然腿有点瘸,但干工作吃苦耐劳不马虎。那时没有小轿车坐,他就让人赶马车或自己骑毛驴下矿检查工作,到后来条件好些,国家给配了一辆吉普车,这才改变了交通工具。因为那时道路不好,满是尘土和坑凹,坐吉普车也是很颠簸的。

有一次,张老到矿井检查工作,他升井后,看到矿上准备了四菜一汤,他坚决不吃,并排队在职工食堂打饭,并交了饭票和粮票。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长征时候,许多战友倒下了,他们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却因伤病、饥饿倒下了,至今想起都非常悲痛,战友们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留下了革命信念,也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咱们今天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要艰苦朴素,发扬革命传统。他还说,等矿井产量上去了,企业效益好了,我再来吃四菜一汤。

张老还回忆说,当年党中央在延安,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物资供应非常困难,中央号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张老也参加到南泥湾的劳动之中。一些有志青年,不远千里奔赴延安,人员的增加,吃住都成问题,尽管条件艰苦,大家对革命的热情不减,干工作都十分的卖力,文化学习都抓得紧。讲传统,讲理想,讲奋斗。

“父亲的言行一直默默地影响着一家人。”张老的儿子说,父亲对儿女要求非常严格,教导他们“做人要踏踏实实,作为党员要为民务实,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张老的儿子说,说起父亲的一生都是讲实干、讲奋斗,即使是晚年,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张老晚年在北京居住,其妻子杜玉兰也是老革命,二人是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从小就听爷爷讲红色故事,所以我大学就入了党。”张老的孙子,在西安工作,满怀激情地说,“工作后,我们都牢记爷爷教导,要努力、要奉献、要坚守,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彦荣 编辑: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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