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来，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得到了极大改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也应该看到，随之也出现了令人痛心的一些社会问题，腐败现象便是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

党和国家始终将反腐倡廉工作作为重要议事日程来抓，多次提出要下大功夫，花大力气，惩治腐败。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对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社会各界对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2005年初，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廉政文化”这一概念，并加以详细阐述，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反腐倡廉的重大举措，也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廉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涉猎广泛、源远流长、由来已久。廉政文化的衍生和确立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民风世俗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进步。传统廉政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时代变迁，各个历史时期的仁人志士对此不断丰富、发扬、光大，对推动历史前进产生了重要作用。作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依然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各种迹象表明，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腐败被人们称之为政治之癌，是生长在人类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如今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害。

反腐倡廉是我党和我国目前的一项紧迫性政治任务，倍受社会关注，作为执政党务必要下大力气，抓出实效。

因此，我认为要结合传统文化，尤其传统廉政文化，观察和分析现实中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新变化，找到产生腐败的原因，将反腐倡廉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舆论监督，从严惩治腐败分子，标本兼治，务求治本。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使经济转型得以顺利实施。

笔者谨以探索的态度，慎提廉政文化的思考与构建，借以与大家讨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腐倡廉的现实意义。

一、回望历史，封建士大夫的清廉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清正廉明，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清官廉吏，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自尧舜时代始，尧曾有过有“尧戒”：“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址”，意为继承人必须有极好的德行，必须能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而不后退，因为日后他是千万臣民的公仆，而不是高居于人上的至尊。舜也曾告诫他的臣子要清明正直，行使考核制度，清正廉明的就升迁，否则就降级。上述可谓中国廉政思想文化的最初萌芽。

“廉”作为一种朦胧的为政道德活动，已经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是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及贪贿现象的盛行应运而生的。

商朝提出重民用德，不任用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造富的人。

周朝清醒的认识到夏商灭亡的原因在于暴政压迫和贪污腐化，倡导勤政廉政，并采取了保民、任贤和勤政等措施。这种勤政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可贵的。

春秋时期，伴随着社会大变动，廉政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管仲在《管子•霸言》中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论点，认为既然人情是欲利而避害的，为政者必须能顺民所欲，使人民得到快乐、富贵、安定。

战国时期的商鞅认为国家的法令应当统一，并使其家喻户晓，这样违法乱制的举动就无处藏身，官吏也就不敢枉法为邪了。

“廉”是为人为官都应具有的一种道德品质，为政者作为国君要做到“闻善而行之如争，闻恶而改之如仇”。

孔子、孟子等这一时期的儒学大家也是廉政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并实践着廉政文化。

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欲把政治搞好，就要自身廉洁，不以权谋私，为民做出榜样。孔子强调了为政必须自己先正，要正己，才能正人。自己正了，才能管理或影响别人。从廉政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自己廉洁了，才能为他人作出清廉的榜样。如果自己贪欲，下属就有可能跟着贪。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的，一旦失去约束，贪心不足，贪得无厌，就会走向罪恶的深渊。所以，每当不该拿的钱财和利益摆在面前的时候，必须要能够管住自己，能抵制住诱惑，洁身自好，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孟子则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人民才是国家中最可贵的，人民是政权之本，而国君的地位完全次于人民。

东汉庐江太守羊续拒不受礼，有个下属给他送鱼，他再三拒绝不成，便将鱼悬挂在屋檐下，直至日久晒成臭鱼干。今天“羊续悬鱼”的这个成语典故便出于此。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一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个人生活十分节俭，他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

相传，宋代著名清官包拯六十岁寿辰时，皇帝下旨要隆重庆贺。谁知被包拯婉言相拒。前来送礼的人是六宫司礼太监，因怕遭拒，在红帖上写明的理由：德高望重一品忠，日夜操劳似魏征。

今日皇上送贺礼，拒之门外理不通。

圣命难违，拒收则失礼，包拯于是在回帖的下面写道：

铁石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

操劳本是份内事，拒礼为施廉政风。

他恭请司礼太监带回礼物，务请“圣上谅解微臣的苦衷”。

明朝的海瑞一生宦海浮沉、坎坷不平，但却为官清廉、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被誉为“海青天”，他提倡廉洁奉公的同时应大力严惩贪官，对贪赃枉法者处以重刑，并且能在权贵面前严格依律秉公执法，这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

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各个朝代都有杰出的清官廉吏主持朝政。在封建社会里，有这等清正廉明，深受人民拥戴的清官，实在是百姓福祉，难能可贵！

也正是由于他们身体力行才丰富了廉洁文化的无穷的内涵。

从古至今，“廉”都表达着人们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其基本要义是不取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利；管子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即正直公道的基本原则是治理一方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半封建社会中，由于阶级社会的本质所限，社会战乱不止，衰世长而盛世短，贪污腐败现象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中长期盛行，但真正的清官、廉吏和博学志士依然坚守着清廉之志，不断发扬着优秀的廉政文化传统。

二、恭读党史，反腐倡廉的深刻启迪

我们党早在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并严格要求党政干部养成清廉从政的工作作风，且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的措施。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当时中央苏区各级党政机关，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政府；各级党政军群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廉洁的官员。

中央苏区时期，党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这些措施所起的成效是显著的，它使我们党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频繁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它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中央苏区，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能带头坚持廉洁奉公，反奢崇俭。他们与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了“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反腐倡廉制度：例如：1930年颁发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 1932年颁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933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告示。

在惩治腐败方面，在苏维埃的法律之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总务厅工作人员左祥云因贪污公款246.7元等罪行，被处以枪决。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袁雨山、刘道彬，贪污腐化，工农检察部组织召开同志审判会，对两名贪污腐化分子进行审判，这是苏维埃第一次破天荒的群众法庭，苏区利用这一法庭形式来清查、揭发、肃清苏维埃机关中一切贪污腐化分子，保障了强健的苏维埃组织，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它一扫封建官场贪污之恶习，政府工作人员清正廉洁，勤政为民。

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以及监督机构的设置和运行，为中央苏区反贪污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对于敦促苏区干部的廉洁奉公、自节自律，对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最终形成，为巩固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力。

中央苏区时期所采取倡廉肃贪的做法，虽然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的，但它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我们借鉴中央苏区时期开展的廉政建设运动的成功经验，这对于我们党贯彻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党永葆青春和活力，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村旁有一口井，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两行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这是苏区人民对主席崇敬之情的最好表达；朱德总司令与战士一样拿津贴，与士兵一起挑粮上井冈，留下了一段神奇的传说——“朱德的扁担”；何叔衡为中央政府“捡破烂”，董必武成了有名的“野菜大王”。这一件件为苏区群众耳闻目睹的事实，使广大苏区群众真正看到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希望，跟共产党干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汇集着苏区人民革命斗争的丰富智慧，标志着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曾经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可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方面的杰出楷模，他们位尊不忘俭朴，权重而不奢侈，艰苦奋斗，兢兢业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是廉政的风范，人民的公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三、任重道远，反腐倡廉形势令人堪忧

古代帝王都坦言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在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其现实作用，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进一步推动我国廉政事业的发展。

从文化层面上看，纵观我国古代的传统廉政文化，从仁义廉耻的从政道德到节俭重民的优秀品德，从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到克己奉公的修身之志，从公正无私的执法态度到心忧天下的鸿鹄之志，我们不难看出其深刻内涵和重要影响。作为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为当今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支持，对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和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从目前现实来看，我国对于反腐败问题，力度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深入，对腐败者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从政界到经济领域，从低层到高层，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揭露出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腐败几成泛滥之势。

据2008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露，近5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

另据互联网有关方面2000年的统计，有日益增多的人卷入腐败活动之中，以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犯罪嫌疑人数为例。1994年为4707人，1996年为6605人，1998年为7067人，据纪检监察部门的统计，因腐败问题受处分的人数1994年为7万多人，1996年超过12万人，1999年达到132447人，2000年达到136161人。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也让人看到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

改革开放30年的反腐败，无论在精力、时间、力量部署上，还是政策研究、方法重点上，在惩治方面下的功夫远多于预防。案子越查越多，级别越查越高，金额越查越大。不到10年，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杀了6个。严峻的现实，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坚决惩治腐败不行！但单靠惩治，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级开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这些年，坊间老百姓流传这样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也越来越加强。当然，勿用回避，30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

坦率的讲，表面上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非常强，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更高于解放初期。不仅对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熟视无睹，而且对包二奶包三奶见惯不惊。已处死的成克杰当时受贿4000多万元已让人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被判处死刑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居然过亿元，其中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文完稿之际，又有新闻报道说：中石化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元。而面对郴州市集体腐败这样的大案要案，老百姓也都好像司空见惯。看似无所谓，甚至对杀与不杀都没有了往日的关注度。实际上暗藏的民怨日甚一日， 2008年6月28日的“瓮安事件”，谁能说与官僚腐败没有干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发生这件事，是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没得到及时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将瓮安事件的发生，理解为一种“偶然的必然性”作用。

究其原因，理论界从各方面总结分析，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结束语——笔者一孔之见

谈及腐败成因，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犹如大家看《红与黑》，一百个人看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笔者认为“合适的温度可以使鸡蛋变成鸡子，却无法使石头变成鸡子”。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基础，是事物运动的源动力，它决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

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事可谓震惊中外，此前在他府衙门上的一副对联“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足以诠释其雄才伟略之所在。当时，林则徐敢虎门销烟，其原动力就是因为“无欲”所以才“刚”，才有轰轰烈烈的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如今在浮华的社会，花花世界，许多领导干部之所以被各式各样的糖衣炮弹击中，被拉下水走上犯罪的道路，都是因为有太多的“欲望”，或者叫“业余爱好”。看到一些人先富起来，心理上开始失衡，于是千方百计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谋私，最终导致腐败堕落。其实心理失衡是意识思维的表现。如果注重个人修养，保持思想健康，淡泊处世，不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地生活，做到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去想；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防微杜渐“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独善其身才有可能成就大事。

远华走私案的主犯赖昌星有句品评领导干部的名言，“不怕攻不下，就怕你没爱好”。当一个身居要职，容诸多权利于一身的公仆，一方面决定着各个领域的经济、人事的与夺、取舍大权，一方面又生出许多不断升级、改版的个人爱好，犹如一个生出许多缝隙的“蛋”，缝隙才有些许微，千只苍蝇已紧盯，臭是必然的。因为别有用心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生活小事打开缺口，利用金钱、美色、物质诱惑，使“高官们”深陷泥淖。企图心存侥幸，自作聪明以为“只有你知我知”，实际上“举头三尺有神明”，“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也只是时间问题。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来反误了卿卿性命。

《礼记•大学》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有哲理，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家庭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是封建士大夫修养思想，但足可见自修是第一位的，没有一个好的道德修养，何谈齐家治国？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了好的道德修养，也才能服务于他人，奉献于社会，把自己的真正价值完整地体现到事业之中。

孔子曰克己复礼，对于一个在小事上不能“克己”者，如何掌管大事而“复礼”？ 至于“天下归仁”就更别指望了！

编辑 鱼聪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