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铜川煤矿工人弟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王石凹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郗钧衡先生。
当时郗老师一家六口刚从西安来到王石凹，就住在王石凹煤矿小学山沟下面叫做“二小”的教学区。他们家在一个当作操场的场院旁的长长的教学楼中的一个废弃的教室里。郗老师用一大堆大部头的俄文图书堆起一面隔离墙。墙的这边有张破旧的课桌，算是他的书房；墙的那边有几张砖头垒的床、简单的灶具，是一家人的生活区。
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课后，郗老师坐在堆满图书、学生作业的课桌前，拿着一张报纸给我读他的一篇文章，一字一句，边读边穿插几句点评。这是一篇社会评论性的小杂文，由“李铁拐过桥”讲人的心态。文章的标题我已经记不清了，但那情景清晰如昨。郗老师对这篇文章的通读，看似漫不经心的点评，让我学到很多作文和做人的道理。郗老师抽着劣质的纸烟，读到得意处，猛抽几口烟。他眉飞色舞的表情在烟雾缭绕中，至今还在我眼前生动着。
发表他文章的报纸是《铜川矿工报》。
郗钧衡老师经常在《铜川矿工报》上发表文章。他订阅了《铜川矿工报》。我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每期都能从他那里借《铜川矿工报》来读。这是一份简朴的煤矿报纸，8开4版的铅印小报。我喜欢读的自然是第四版的文艺副刊。阅读这份小报，我好像沉浸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我看到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看到散文中别样的生活，也读到犀利的短评，让人对生活有更深的思考。现在想来，这是因为当时资讯有限，身处黄土高原褶皱里的煤矿，缺乏更多的文化信息；也是因为这份小小的矿工报接地气，连接着煤矿工人及家属的现实生活，又不乏立足现实，对精神的超拔。一张《铜川矿工报》，犹如煤矿人的精神大餐，煤矿人争相传阅。在《铜川矿工报》发表了文章的郗钧衡老师，在跟我这个初中生一起阅读他登在报纸上的文章的时候，是那么陶醉，如畅饮美酒。得到十块八块的稿费，郗老师就嚷着让师母去市场割几斤肉改善生活。他们一家人在物质贫乏年代的暗淡生活，因为这文章，因为这《铜川矿工报》而有了亮色。
这样的阅读和写作，是我们八十年代日常精神生活中难得的“几斤肉”般的文化营养。
我记得郗老师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贴他在《铜川矿工报》上发表的文章的剪报。旁边用钢笔标注着发表的时间、版次。我经常在他简陋的书房里翻看这个笔记本。老师粘贴在上面的每一篇文章我都很熟悉。
我也模仿着郗老师写文章。写好了，就给他送去，请他指导。
郗老师读我的作文，握着水笔一字一句地修改——他沾着粉笔灰的手指头上洇着红墨水。我有一篇写王石凹煤矿风景的作文被他推荐给《铜川矿工报》的编辑，后来发表出来了。发表出来的篇幅很小，大约就是烟盒那么大。我印象最深的是编辑修改我的文章的时候加了一个词来形容王石凹错落有致的住宅：鳞次栉比。当时内心受到震动，觉得这是一个古雅的词。我默默念着这个词，如木刻版画的矿区民居建筑形象在我心里浮现。郗老师常常说起《铜川矿工报》的编辑老师们。他们文学行状，轶闻趣事，都是煤矿工人口耳相传的传奇。他们对我这个少年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这神一样的存在现在想来就是榜样。
有一次在王石凹的“山下”（矿工俱乐部前的广场）遇到杨智华老师。他问起我的老家，由此说到绍兴谈到鲁迅，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现在想来，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还有一次，参加王石凹作者座谈会，郗老师拉着我让我认识当时任《铜川矿工报》文艺版编辑的姚筱舟老师。姚筱舟老师清瘦，带有江西口音的普通话，和我说欢迎中学生作者给他投稿。我在《铜川矿工报》上发表小文章——我相信，那不见得是文章好，多是编辑对小作者的鼓励。这种鼓励对那时的我来说，真是太珍贵了。
后来，中考考得不理想，我差几分没能考上当时煤矿工人子弟特别向往的中专。郗老师带着下铜川我去寻门路。在铜川市一中，郗老师拿着刊登着我作文的《铜川矿工报》逢人说项。终于因为这发表的作文打动了一中的老师，我得以插班进了一中读书。
几十年过去了。内心一直感念我的语文老师郗钧衡先生，感念《铜川矿工报》的编辑老师们。
研究生毕业后，我也当了编辑。1980年代初，因为《铜川矿工报》，因为《铜川矿工报》的这几位可亲可敬的编辑，“编辑”这个职业在我心里很神圣。编辑是文化的传播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编辑是我的职业理想。2013年，我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编辑》主编电话约我谈对编辑职业的理解，我谈到了《铜川矿工报》对我少年时期阅读和写作的影响，我对《铜川矿工报》的感念。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姚筱舟先生已成故人，他清癯的模样在我眼前浮现。我和他只见过那一次。就在那次，他曾聊起他是江西人，当过志愿军，后来转业，在焦坪煤矿当过技术员。看上去姚老师简朴平和，并不因为名满天下而有骄矜之气。郗钧衡老师也已故去。郗老师是蓝田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从甘肃师院（现在的西北师范大学）俄文系毕业。先在西安的出版印刷学校任教，为了解决家属的城镇户口问题，他从西安城调到王石凹这黄土旮旯里的矿山当老师。大约是2002年，我已经在出版社当编辑，有一次回陕西探亲，很传奇地与他在王石凹重逢，还得到他一部书稿，编辑出版了一部五六十万字的书。这本畅销一时的书，为郗老师挣得了在西安买房子的钱。我还一直谋划着请郗老师为我供职的出版社写更多的书，可惜……——他真是一位渊博又认真的作者。
我想，假如把50年的文艺副刊中的内容精选出版一本书，或许可以让我们看到铜川煤矿工人50年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气质。
翻阅这样一本书，翻到1984年的某一期，我应该能看到郗老师的那篇短评，看到散发着80年代气息的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