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与铜川矿工报征文启事”第一反应，我觉得我必须写一篇关于它的文章。《铜川矿工报》是我成长的沃土、是我改变人生的轨迹的道岔、是我作品一次次获奖的基石、是我提及就兴奋的燃点、是我与工友们的情感纽带……
我工作的第一站是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当时的矿区条件有限，生活相对单调。每天除了工作可以说没有别的事可做，对单身的我来说，基本是区队——食堂——宿舍式的等边三角型。我也试图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加入到八小时之外吹牛喝酒甚至搞一些恶作剧氛围中去，可因年龄与他们相差甚远（我是全矿工人中年龄最小的）那些大爷、大叔级的工友根本没人愿意带我同玩。有天，见隔壁宿舍在食堂工作的宋师傅早晨下班回来时拿着一沓报纸，便跟着去了他的宿舍，他递给我一份《陕西日报》说：“收发室刚新到的报纸，你赶快看，一会上班我还得送回办公室去。”我接过报纸一看，上面的日期是四天前。
宋师傅看得很快，我一篇文章还没读完他就看完了其它所有。“来，换一下。”他递给我一份《铜川矿工报》说。“啊！还有这张报纸？”我惊叫着问。宋师傅像不认识我样愣愣地盯我看了半会说：“矿务局的机关报啊！”我接过报纸边翻看边说：“我怎么就没见到过呢，不会是新出的吧？”宋师傅不屑地说：“我参加工作时就有。”不知他是看透了我的心思还是见我翻阅《铜川矿工报》的认真，又说：“见你经常伏案写作，为什么不向报社投稿呢？”我苦笑着说：“就我这水平，投了能发表吗？”宋师傅目盯报纸头也不抬地反问：“你没投怎么知道发表不了？”我嘴上应诺着：“也是。”心里却说，此前我已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等媒体投过无数稿件了，结果只有一个，石沉大海。尽管如此，上班去的路上，我还是将当日写好的一篇新闻稿件放进了邮筒，投向了《铜川矿工报》。
大约半个多月后的一天，我下夜班在井下交班时，接班的雒师傅用敬畏的目光望着我说：“共事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小子有这本事！你得请客。”此言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啥意思？”雒师傅在我胸前轻轻给了一拳说：“装什么装，广播都播了，你还装？”见我真的不明白，雒师傅告诉我说，矿广播站在播报纸摘要节目里，播了我写的稿子，怕我不相信，他还说出了内容，是我一同事在检查瓦斯时发现有带电的明线，他一边想法通知机电科来人处理，一边劝导工作面作业的工人有序撤离，避免了一场火灾事故的事情。这就是我投给《铜川矿工报》的那篇稿子，此稿的内容只有我一人知道，雒师傅能说得如此清楚，肯定是真的了。升井后我顾不上洗澡便到队部办公室去找报纸，区队的报纸早就被别人拿走了，我跑了其它区队的办公室，也没找到有我文章的报纸。我又跑去了宣传部，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写的报道，是被剪贴在一个硬皮本子里，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看可以，但不能拿走，因为所有广播播出的稿件他们都要留底。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宣传部负责内务的任保印安慰我说：“你先去洗澡吧，我一会去其它办公室帮你要，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我给报社打电话，让送报的同志下次送报时带上几份。”
我一脸不悦的走出了宣传部的办公室，楼道里遇见矿长办公室的通讯员马宇峰，他一脸喜笑的迎上来说：“我知道你去宣传干什么了。不用找他们，我早就替你收起来了。今后凡是有你文章的报纸，我都帮你收起来。”通讯员是每天第一时间给矿领导送报纸的，为了感谢，当天我两（红色字体改：俩）约了朋友还大喝了场。
就是因这一篇不足500字的小稿，让我的生活变得多彩起来，从此我的稿件隔三差五就会在报纸上发表，多时一张《铜川矿工报》上有我写的多篇稿子。书桌旁用来收集发有我所写文章的大夹子夹着的报纸越来越后，书架上发表有我写的作品的杂志也多了起来。当时我还给自己暗自下了目标，新闻上稿量要与桃园矿的席选民、三里洞矿的岳军强看齐。文学作品要以李祥云、陈建功为榜样。
后来，我到铜川《济阳文艺》做主编，与《铜川矿工报》同处一个城市，距离近了联系自然多了，我便结识了报社许多老同志和铜煤宣传的“大腕”，在铜川工作那段时间，除了从《铜川矿工报》各位大咖那里学到不少知识外，我还占了报社好长时间的光。那时我一人在铜川，家人在陈家山，每到周末都会蹭报社去北区送报的车回家。甚至为了周末能早点去送报纸，我还跑去印刷车间帮工人印报是常有的事。蹭车时间久了，大家也彼此熟悉了，有很多次报社王升运因工作忙抽不开身时，就由我代他去送报，因此让焦坪、下石节、陈家山等北区几个矿的许多人误以为我就是矿工报社人员的错觉。他们经常会把写好的稿件直接给我，或让我转交某个编辑，我也很享受被误认的感觉。因为当时《铜川矿工报》不仅在行业内而且在社会上及（改为极）有影响力，甚至远超某些公开发行的省级报纸。可惜，我还没过足送报时自我陶醉的瘾，自己又调到《中国网友报》西安记者站做站长了。
说到《铜川矿工报》的影响力，真是名不虚传，路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全国正火时，我同他一起去铜川参加一个活动，晚上他到其弟王天乐在铜川市政府一楼的《陕西日报》记者站的办公室写《早晨从中午开始》，之前在铜川我与王天乐就是哥们。当晚我便去记者站找他聊天，见路遥正在伏案，便问及稿子进度，路遥说快收尾了。看着桌子上一沓写好的稿纸，我说：“这回应该还是《当代》先发吧？”因我知道他很多有分量的稿件都先由《当代》杂志刊发，而且《当代》主编秦兆阳可以说是发现路遥的伯乐，这次定不例外。不等路遥开口，天乐抢先说：“《铜川矿工报》先发。”见我质疑，天乐又说：“《矿工报》是咱自家的报纸，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我还是不相信的看着路遥，他补充说：“祥云已经找过我了。”当时我认为他只是不想让我与天乐争辩起来说的一句圆场话。因为我认识的几个稍有名气的作家，他们发表作品是很看重报刊的名头和影响力的，就连那些有公开刊号的刊物，一般省一级的来向他们约稿，他们都不答理，何况路遥这样的名家大腕。再说了《铜川矿工报》就是个企业内刊，而且我好像之前听路遥说过，《女友》杂志追着要此稿的事。不曾想，没过几天《铜川矿工报》真的开始连载《早晨从中午开始》了，而且拿到的还是路遥手书的原稿。可见在路遥的心目中，《铜川矿工报》的分量不一般。说道（改为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连载，我顺便也得给像杨治华老兄这样的老报人点个赞。为了不让《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原稿被排字工人弄脏，每次的排放稿件都是杨治华亲手誊抄的。还有，有次在北京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一个笔会，午饭后我和《人民文学》编审赵则训老师在房间聊天，一个东北来的参会者敲门进来问我道：“你上午发言时说到《铜川矿工报》，你为什么对煤矿这么熟悉？”当得知我与他一样都有矿山情结时，两人一下子感情亲近了许多，当晚还痛喝了一场。记得喝酒时他还好几次说到《铜川矿工报》是仅次于《中国煤炭报》的中第二份“中国煤碳报”，编辑水平，文章质量都很高。这一点我深信无疑，因为我在《铜川矿工报》上发表的散文《矿山情》不仅被《中国煤炭报》等多家报刊转发，还获得了四年一届西安文学奖。
一闪很多年过去了，工作也越来越忙，但对《铜川矿工报》、对陈家山煤矿的感情净亮如新（建议改为愈加浓厚），在多家电视台拍摄我的个人专集时，我都要求不能少了煤矿生涯这一章节。尽管我现在的工作与煤矿没有丝毫关系，但那份纯真的故念之情从未减弱。见到铜川矿务局的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兴奋，每年陕西日报社的通联会，只要我在西安，定会把前来参加会的矿务局所有通讯员约到一起痛饮一番。多年来，我除了保持着与铜川矿务局宣传部、《铜川矿工报》《中国煤炭报》的朋友经常联系外，像《中国煤炭报》陕西记者站前站长明创森（已故）、孙枫凯，陕西省能源化工作家协会主席王成祥、副主度杨治华、张春喜、都是好朋友，而且隔三差五就会找个理由聚一下，一起说铜川矿务局、谈《铜川矿工报》、聊煤矿人，讲矿山里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在我看来《铜川矿工报》的五十年是风雨兼程的五十年；是中国能源史上重笔浓墨的五十年；是讴歌梁思云、冯玉萍等开模的五十年；是传递煤矿人声音的五十年；写书写身边人身边事的五十年……，这五十年有你有我也有他，我和所有的编辑、记者一样，痛苦着开心着；拼搏着收获着；挣扎着喜悦着。五十年很长，需办报人要用心血一个字一个字去链（改为 连）接；五十年很短，大伙还没来得及数清身后的脚印，一切已成了昨天与历史。不管时光如何轮回，我定和《铜川矿工报》的朋友们用圣洁的心期待新的更加辉煌的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