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的来龙去脉吗？你知道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曲作者不是朱践耳，而是费承铿先生吗？费承铿先生谱的曲又是怎么样的呢？

工作之余的我爱好红色文献的收藏，至今在红色文献收藏方面有一点小小的收获，故而对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特别喜欢，再加上我供职于陕煤集团，和姚筱舟前辈同属于一个集团下的二级单位，因而对关于姚老和这首歌曲发表之来龙去脉的史料进行了专题收集。

现将我多年精心收集整理的文献史料中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的经过及与雷锋的来龙去脉整理出来，依据相关珍贵原始史料，就《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发表的故事及与雷锋的关系作以还原和分享。

我在此想说的是，因为姚筱舟才有了《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的诞生，因为雷锋，陕煤集团铜川矿务局职工姚筱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最终得以广泛流传，并成为了传世的经典。

《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及作品发表的来龙去脉

姚筱舟，1933年出生。1949年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第五分校。1951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战斗了3年。1954年底姚筱舟退伍，来到陕西铜川矿务局工作，1956年调到焦坪煤矿任技术员。

1958年的一个深夜，姚筱舟写出了三首诗，其中一首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刊发在1958年6月26日第8期《总路线诗传单》（由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专门编印的一份不定期小报）上，并署了一个以焦坪煤矿矿名同音的“蕉萍”为笔名。1958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辑、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将其收录于矿工墙头诗中的第一首。1959年6月，由《诗刊》社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新民歌三百首》第34页收录，词作者署名为陕西宜君焦坪煤矿蕉萍。

《唱支山歌给党听》与雷锋的关系及成为红歌的故事

当时在东北抚顺当兵的雷锋，从诗刊社编辑的《新民歌三百首》上看到这首诗歌后非常喜欢，便将《唱支山歌给党听》抄到其日记里，并将原诗中“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成“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虽是小小的改动，但读起来节奏感更强，更朗朗上口了。

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全国掀起向雷锋学习的热潮。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整版刊发了雷锋日记，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该期《人民日报》读到了雷锋摘抄的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朱践耳以为这是雷锋所作，所以取名为《雷锋之歌》，并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朱践耳特意采取戏剧性创作手法，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的曲调。1963年2月21日，上海《文汇报》第3版刊发了朱践耳谱写的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

这首歌曲的首唱者是上海歌舞剧院的任桂珍。当任桂珍的声音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波在全国唱响时，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班进修、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同样被吸引住了，她多么想演唱这首歌曲，表达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心，表达西藏百万翻身农奴的心声。1964年，上海之春音乐会，才旦卓玛的名字和这首歌一起通过电台传到千家万户。之后的几十年里，《唱支山歌给党听》成为亿万中华儿女表达对党无限热爱的一支心曲。

一时间，大家都认为这首歌由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不过也有人提出了疑义。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雷锋日记，在《人民日报》读到《唱支山歌给党听》一篇时，感觉仿佛在哪里见过，因此让人联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希望他们认真查对。雷锋非常热爱学习，他的日记中抄录了大量读到的文章和诗歌作品，因为是写给自己看的，往往不会标注出处。周总理要求报社发表雷锋日记时，应该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的感悟，哪些是他摘录别人的话，对摘记的部分应该注明出处。

经过一番仔细地查证后，证实雷锋是抄录于诗刊社编辑的《新民歌三百首》中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的词作者“蕉萍”，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技术员姚筱舟。

于是，1963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第6版《大家来唱革命歌曲》栏目再次刊发该歌曲时，正式将歌名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上姚筱舟的笔名。在该歌曲的结尾后面加的备注中说：《唱支山歌给党听》为蕉萍同志作词，原发表在诗刊社所编的《新民歌三百首》中。原诗三段，雷锋同志曾抄入自己的日记。这是权威史料证明雷锋从何处读到的这首诗，而不是之前媒体报道的雷锋从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编的《新民歌三百首》读到的。

我与费承铿教授和《唱支山歌给党听》最早曲谱的机缘

很荣幸的是，我对于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以及这首歌的相关文献史料我收藏的较为完备齐全，遗憾的是朱践耳教授谱曲的曲谱原件我没有收藏到。

2023年3月9日晚上，我在网上继续寻找关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史料信息时，检索到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吴跃华教授的一篇文章“恩师费承铿 | 最早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费承铿1960年作品欣赏”，这个标题一下便吸引了我。我迅即点击浏览，多年收藏的经验告诉我，文中介绍的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曲谱是非常值得珍藏的文献史料，我多想立即联系上文章的作者，令人高兴的是在文末的读者留言栏里我看到了吴跃华教授回复读者时留下的宝贵联系方式，我立即想方设法联系到吴教授，与其交流沟通了几个小时，吴教授了解到了我的收藏经历以及和姚老同属陕煤集团职工后，很痛快地答应无偿将曲谱原稿交由我收藏。当时我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更为高兴的是吴教授还请其夫人刘宁老师为我再一次誊抄了费教授的原稿供我收藏。

收到吴教授夫妇快递给我的费承铿教授手稿原件和刘老师的誊抄签名稿时，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因为当时正好是费承铿教授去世10周年的纪念日，这也更增加了收藏这份珍贵史料的价值和意义。

费承铿教授最早为《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事实，吴跃华教授关于这首最早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如下：

“蕉萍”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27岁的技术员姚筱舟，“蕉萍”只是姚筱舟发表《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时用的笔名。“蕉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最初发表于1958年6月，尽管这首歌词后被多次转载，但从该歌词诞生的1958年到1963年间，没有人公开发表为这首歌词谱曲的作品。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词是应“大跃进”号召而创作，证据之一是该歌词最后一句原词是“乘风破浪齐跃进”；证据之二是该歌词首发于1958年6月26日第8期的《总路线诗传单》上。在1958、1959年时有关“大跃进”的歌词太多太多，如在1958年7月，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编辑、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陕西新民歌三百首》中，同样是陕西地区的一首《山区的人民爱唱歌》歌写到：“山区人民爱唱歌，没有今年歌儿多；唱得河水上山坡，唱得旱井比星多；唱得牛羊满山跑，唱得清水过沙漠……”！

费承铿先生是个务实的人，他肯定认为创作于“大跃进”时期的不少歌曲不符合事实和文艺创作规律，正因为“蕉萍”这首歌颂“大跃进”歌词较为含蓄，且本质上是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的，所以费承铿先生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进行了谱曲。遗憾的是，当费承铿先生于1960年谱成《唱支山歌给党听》一歌时，国家正叫停“大跃进”，因此，费承铿先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一出生便被打入了“冷宫”。直到吴跃华教授在整理费教授遗物时才发现了这首歌。

费先生为“蕉萍”歌词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只改动了一处，即把原词一开始的“党”字改为“共产党”一词，这样歌颂的对象就更明确了。歌词其他部分都没有改动。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现在已把“雷锋作词”改为“蕉萍作词”了。在雷锋同志牺牲后，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为雷锋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更是越来越多。如：1963年3月1日，永济县人民文化馆编印出版的《材料宣传》上刊登一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文进配曲”）；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学雷锋同志专辑）上刊登《唱支山歌给党听》（劫夫曲）；1963年6月17日《中国少年报》第4版刊登《唱支山歌给党听》（李群作曲）。此外，之后还有潘振声、吕远、王诺等谱曲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

由此可见，这些创作都是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后被关注和点燃的。但费承铿先生1960年创作的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不是因雷锋而来，很显然，是费先生自主选择歌词而创作的。据此可以认定，他对歌词本身的考量较多。相较歌颂“大跃进”的那些歌词，这首歌词的艺术性和情理性确实不错。可见，费先生当时选择歌词的眼光非常独到，至少费先生与雷锋一样都最早关注到这首歌词的价值。费先生谱的蕉萍作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谱曲的作品，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为《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谱曲的作品。

注1：费承铿（1937—2013），195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专修科，正教授，音乐教育家。中国音协会员、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个人传略入编《中国音乐家词典》，生前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主编。 

注2：姜小平，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常务理事，解放战争史料收藏家，陕煤集团所属陕建机股份公司职工，收藏事迹被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解放军报等媒体报道和介绍，曾多次向铜川矿业公司无偿捐赠相关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