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多年了。

多少次想写点关于父亲的文字，每回提起笔来，都是锥心般地疼痛，未起笔先有泪水落下，思绪纷乱，不知从何起笔，最终，不得不作罢。

这篇文字，是父亲离开我们十一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能提起沉重如铁的笔，开始写这篇怀念父亲的文字。

这迟到的文字，是扒开我心灵上未曾结痂痊愈的伤口，让我苦痛的心再一次流血，流血就流吧，就让这写父亲的文字伴随着这血一起流淌吧。不然，苦痛的心会长久浸泡在灼人的碱水里，还能笨拙地写两行文字的我，没有一篇写父亲的文章，那是我不能自恕的。

父亲马骖，一九四O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礼泉县大张寨村一个贫寒的农家。祖父，一位有一点文化的普通农民，耕种着几亩薄地，他爱读书人，发誓要把儿子供养上学，念书成人。

六、七岁的时候，父亲背着高过他头顶许多的背篓，装满了麦草，带着冷馍，去邻县离家十里多地的薛禄镇上完小。冬日，寒冷异常，墨盒里的墨汁冻上，无法写字，给墨盒里加了开水，呵着冻得红肿的手，在那庙宇改成的学校里读书上学。

父亲考入咸阳中学，一九六O年顺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父亲考上大学，圆了祖父要把儿供养成人的梦，父亲成为我们马家户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父亲上大学那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供应的粮食不够吃，饿得腿发肿，宿舍在二楼，没有力气上下楼，早上从宿舍下来，到了晚上睡觉时，才吃力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上去。

大学分配时，管分配的老师对父亲说：“你说你父亲没坐过火车，那好，就把你分到铁路系统去!”因了这一句话，父亲被分配到西安的一所铁路中学，成为一名外语教师。

我小时候，和祖父母、母亲在礼泉老家。父亲星期六回家，常给我们带回几本他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小人书，还有封面折叠包装，内为单页的美术作品，我记得单页中有杨之光的《矿山女工》、蔡亮的《延安火炬》、还有户县农民画， 刘志德的《老书记》，李凤兰的《春锄》。

父亲回家，还会带一些吃食，在困难时期，那是难得的美味。父亲先拿给祖父母让他们吃，他们舍不得吃，象征性地尝一下而给了我们。祖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快给娃们吃，娃们吃了长骨头长肉哩，我们都老了，吃了长啥呀?”

父亲带回来的往往是一份炒面，几个素包子，我和弟弟这边有滋有味地吃着，那边看着小人书，吃完，把手指头在嘴里吮了，不浪费一点点油星星。我们不知道，那是父亲中午在学校的午餐，他是饿着肚子骑了一百多里路的自行车带回来的。年龄大一点的我，能看到父亲看着我们吃时，脸上那种苦悲与无奈。每到了星期六下午，我都从学校急忙往家跑，到家门口，进院子先看地上有没有自行车车轱辘印，有了，知道父亲回来了，欣喜地叫着爸，扑进屋内去。没有了车轱辘印，心里异常的失落，有一次看地上没车印，闷郁地进了家，却看见父亲正和祖父祖母正说着话，又让我十分的惊喜了。

父亲教育我，是非常严厉的。年龄稍长，在我的记忆中，我没有看见父亲给过我好脸色，正吃着饭，我一句话没说好，坐在一旁的父亲一脚过来，就蹬倒了我。因为我的任性，父亲曾提着绳要抽我，被祖父、祖母和母亲拦住，祖父训斥着父亲：“那么小的一个娃，经得起你这么打？脾气要改一改!”小时候的我，一直惧怕父亲，见了他，不敢说一句，就想跑得远远地躲开他。我曾对母亲说过：“我爸对我有刻骨的仇恨呢!”母亲把话传给了父亲。后来母亲给我说，父亲听了这话，半天沉默无语，而后幽幽地说：“他是我的老大儿子，希望他能成才，我对他咋能有刻骨的仇恨呢？”他把最后的话自顾自地说了两遍。

上中学时就爱好文学的我，开始给报刊悄悄投稿。一九八二年《法制周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言论稿《这不是主要原因》，父亲知道后，一惊，而后脸上露出了少见过的笑容，那笑容是从内心里发出的，是舒心与灿烂地，嘴里说着：“我正娃跟一般人不一样，有出息了!爱文学就得好好地多读书，多留心生活，别人一笑而过的事，可能就是绝过的创作素材。要准备两个本子，一本是读书笔记，一本是生活笔记，坚持数年必有好处。三国时曹植曾说过，文章是千古之盛事，不朽之事业。既然爱，你就尽力地去做，尽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父亲对我态度最和善，话说得最多的一次。

我觉得我在父亲面前长大了，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他说，可以和他商量了。后来，写了作品的初稿我都要拿给父亲看，他每次都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父亲给我精心准备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剪贴本，并郑重其事地在扉页上用毛笔竖写上曹植的名言：“千古之盛事，不朽之事业”，勉励我不断写作。每有小作品发表，他都是十分地欣喜，坐在桌前，先静静地看几遍，转过头来对我说：“稿子发了，要认真地跟原稿对一对，看编辑改了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这样改？改了的好处在哪里？弄明白了，理解了，写作水平才能快速提高!”说完，拿了剪刀、浆糊，给我端端正正地贴在剪贴本上，并拿了毛笔，在下边注明什么时间，发表在哪个报刊几版或多少页。贴好，写完，他还要把剪贴了上去的文章再细细地看一遍，完后，才小心地收起，放入柜子里。在父亲的鼓励与指导下，我一篇篇作品发表，第一个剪贴本用完后，又开始用第二本。

父亲对我小时异常的严厉，对他的学生也是严厉有加。他几乎年年是班主任，对调皮捣蛋的学生管得更严，再难管的学生见了父亲都害怕。父亲对他的学生严厉之后又有循循善诱、温情妥贴的谈心（我小时候是享受不到这待遇的），以至于他的学生既害怕他又喜爱他。父亲带的班级学习成绩、各种活动与评比，每年都是全学校第一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父亲也年年被授于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等荣誉称号。学校缺什么老师，他就顶上空缺去带什么课，他先后教过外语、政治与语文等课程。带学生语文课时，他主编了《中学生作文选》《语文基础知识》两本小册子，成为其它中学老师和学生们的抢手资料，那时风靡了西安城。

父亲一点不浪费时间，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利用课余时间写了大量的言论、杂文与随笔等，刊发于《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工人日报》< <铜川矿工报>>等报刊，并收录于多种选集中。一九九七年，华夏出版社每五十年举办一次，只出一本书的“新中国的一日”征文，从一万三千多篇征文稿件中精选出了四百六十篇，于一九八八年出版了大型征文集《新中国的一日》，其中收录了父亲的文章，编委会给父亲的祝词中说：“您的文字将作为历史的见证，向世界、向后代展示今天的中国。人民和历史将感谢您。”《嵕山人》《铜川矿务局人物志》等志书也收录了父亲的事迹。

十几年过去了，后来父亲调往铜川。父亲的学生，从报纸上看到铜川煤矿职工生活艰难的报道，推选他们当时的班长郝三朝先去铜川探路，大家随后一起去看望救济老师。郝三朝到铜川后一路打听，先到父亲原先的单位焦坪，听说父亲已调走，天已黑，在焦坪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坐车，赶到父亲工作的铜川矿务局干部学校，见到了父亲。看到我们一家生活得很好，回去给同学们说明了情况，他们挂念着老师，几十个人一起，还是赶到铜川来探望父亲和我们一家。父亲感慨地说： “当老师一场够了!你们毕业这么多年了，还不忘你们的老师，你们这种感人的情谊，我忘不掉!我谢谢你们!”学生们流泪：“我们忘不马老师您对 我们的好!”父亲的泪水滚落而下。

父亲从铜川矿务局干校退休后，二00一年夏天，我们把父母亲从铜川接了

到咸阳，回到故乡的地土上，和我们在一起，父亲很是快乐与高兴。他每天把单元楼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扫下去，一直扫到单元门外，忙里忙外。父亲待人和善，邻里有个什么事，他能帮上忙的都乐于助人，一个单元楼的人都说老先生是个好人。父亲放下他退休后，一直在外给党政干部讲的理论课，放下手头上的写作，专心地带我上初中的儿子马博。马博搬了过去，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爷爱孙子，孙子爱爷，父亲给他的孙子一遍遍辅导着功课。做完了作业，爷孙俩有说不完的话。每天去上学，父亲替孙子背着书包，爷孙俩边走边说着话，邻居们都羡慕夸赞那爷孙俩。

这美好的日子没持续几年。二00五年腊月，快过春节的前几天，我陪父亲去洗澡，突然发现他的腹部胀大，我心猛地一紧，全身发凉，大事不好!肯定是父亲的几十年以前的肝病复发了!我要立即送他上医院，父亲坚持过了年再去。这个春节，我真正是在大悲大苦之中度过的，那几天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熬到正月初六，我陪父亲住进了医院。到了医院，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真是我想的那样，肝硬化腹水晚期。医生告诉了我所有的实情，我知道了这个病的可怕后果。我给父亲隐瞒着病情，心里悲苦之极，在父亲跟前，我极力装出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嘴里给父亲说着：“没有啥大问题，肠胃有点不好，是个小病，看看就好了!”话刚说完，我就借故出了病房，怕父亲看见我忍不住掉下来的眼泪，到了空旷的楼道。过年，病房里没有病人，也没有了陪护的家属与探视病人的亲友，我一任伤心的泪水唰唰地流。

父亲在咸阳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又转入西安的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是一致的。到了西安住院，仍不见病好转，不知是父亲有所觉察，还是他心里一直明白病情，也不想在我们面前捅破了这张纸。他开始动笔写《我这一生》，不长，也就是密密麻麻的十几页纸，他把他经过的大事简要的写了下来。这对一个肝硬化晚期，疼痛、憋胀之极，喘一口气都非常费劲吃力的重度病人来说，不是一个小工作量。医院的医生都不禁说道：“这老先生真是坚强，一般的病人没有这个耐受度，没有这个毅力!”医生在我面前赞扬着父亲，我却心如刀绞，父亲给我们留他一生走过的路，经的事了。

病情严重已无法医治，不得不出院。回到咸阳的家里，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一切药物对父亲已是无用了。每隔几天，我拉父亲去中医学院的一个退休老教授开的门诊处，去开几副中药，父亲强把那苦涩的黑黑的中药咽下去。开的中药中有一味药物是女贞子，父亲幽幽地说：“等我病好了，给老家的院子栽上女贞子树，女贞子树全身都是药哩!”我心里悲苦，父亲这病情，是不可能回老家去栽女贞子树了。中药吃了近一个月，父亲看病情仍无好转，他对我说：“正娃，你说这咋办呀？”我能怎么办呀，父亲。眼泪只能给肚里流，我不知用什么合适的语言来安慰父亲，言不由衷地给他说：“中药慢，得有个过程，药慢慢才起效。你年龄大了，只要放宽心养病，会好起来的!”到了最后，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他要了纸，费力地画出一个草图，让我制了匾，要给那位教授送去。父亲已病成这样，这匾怎么个送法呀？他从昏迷中清醒过来，问我匾做好了没有？我只能说：“匾正做着，要在木头上刻字，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弄好的!”

父亲于二00六年十二月九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在故乡大张寨安葬了父亲。父亲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带着对儿女的一万个不舍，在清醒的这个病中痛苦逝去，使我心灵不得安宁。

写了这些文字给我故去的父亲，以安我心，也祝盼父亲在天国安好。

这文字写好后，我会回老家时在父亲坟头焚烧，也好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思念，也好让他知道我们努力地活着。

责任编辑：周彦荣 编辑：郝 龙